90年前，一群胸懷理想奔赴海外探尋救國之路的杰出知識青年，懷著共同的夢想來到中央蘇區，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用所知所學開啟建立一個新政權的偉大實踐，成為蘇區政治、經濟、司法、教育等各項事業的開拓者和建設者。

　　中央蘇區成為革命精英和人才薈萃之地。在中央蘇區建設的各條戰線上，都有不少海外歸國人才的身影，其中廣為人知的有周恩來、鄧小平、朱德、陳毅、聶榮臻、蔡和森、張聞天等

　　在當時白色恐怖的大環境下，他們挑起了革命重擔，將在海外學習到的先進理念灌注到蘇區各項事業的建設中，不斷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途徑

　　1931年11月，江西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中國共產黨創建的紅色政權首次以國家形態登上中國政治舞臺。

　　90年前，一群胸懷理想奔赴海外探尋救國之路的杰出知識青年，懷著共同的夢想來到中央蘇區，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用所知所學開啟建立一個新政權的偉大實踐，成為蘇區政治、經濟、司法、教育等各項事業的開拓者和建設者。

　　如今，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已成為21世紀最值得關注的政治現象之一，世界各方對其90年前在江西瑞金開啟局部執政嘗試的這段歷史產生濃厚興趣。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90周年之際，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深入贛南山區，試圖追溯當年這批從海外歸來、具有國際視野、追求真理的熱血青年，在艱苦卓絕的斗爭中，是如何探尋中國革命成功之路、共同描繪未來中國藍圖的。

　　超越國際資助水準的蘇區教育

　　身居斗室，心系天下。在中央蘇區的艱難歲月，這群海外歸來的人才，放棄優渥的生活，用艱苦奮斗闖出一條路來

　　下午4點多的瑞金市綿塘小學，有些孩子在操場上組隊競技、揮灑汗水，有些孩子在教室里聆聽心理健康課……不久前，學校推出下午4點至5點半的兩課時服務，學生們可以參與藝術、體育、心理健康等豐富多彩的課程。

　　這一幕，讓人聯想到90年前。

　　當年的蘇區教育讓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都不禁發出贊嘆。他在《紅星照耀中國》中寫道：“群眾教育在情況穩定的蘇區有了很大的進展。在有些縣里，紅軍在三四年中掃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績，比中國農村任何其他地方幾個世紀中所取得的成績還要大……在共產黨模范縣興國，據說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個有名的洛克菲勒資助的縣份還高。”

　　為什么在斯諾眼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蘇區教育超越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河北定縣群眾教育實驗？

　　起關鍵作用的是人。

　　彼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遭到國民黨漫長而嚴密的封鎖，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被污蔑為“流寇”與“土匪”。然而，揭開歷史真實的面紗，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其中不乏海外留學歸來的精英。

　　90年前，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吸引無數憧憬著美好未來的年輕人來到瑞金。

　　“小學前三年科目為國語、算術、游藝(唱歌、運動、手工、圖畫)，但國語課程中要包括鄉土地理、革命歷史、自然和政治……每周和每天的課程安排要合理分配，符合教學規律。”走進距離紅井不遠處的列寧小學舊址，許多到訪者看到這份科目課程時不禁驚嘆：90年前戰火紛飛的年代，中央蘇區就開始實行素質教育！

　　引入這一先進教學理念的是當時主持中央蘇區文化教育工作的徐特立，他曾赴法國勤工儉學，考察過比利時、德國的教育，后來赴莫斯科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憲法大綱中提出“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讓在舊社會80%以上都是文盲的民眾擁有文化教育權。

　　要實現這一點談何容易。與洛克菲勒基金會“豪華”的資助相比，當時的蘇區教育缺少經費、教師、教材。一張書桌、一把椅子、一張由門板與板凳搭成的床鋪……記者在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教育人民委員部舊址內看到，這就是蘇區時期教育部長的辦公室兼臥室，從海外歸來的徐特立、瞿秋白曾先后在此辦公、居住。

　　身居斗室，心系天下。在中央蘇區的艱難歲月，這群海外歸來的人才，放棄優渥的生活，用艱苦奮斗闖出一條路來。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徐特立率領廣大教育工作者因陋就簡開展文化教育：缺乏現成的校舍，就把課堂設在祠堂、廟宇或大院里；缺乏粉筆和紙張，就用黃土造粉筆，用沙盤替代紙張；教材難以鉛印，就刻蠟板油印，甚至是動手抄寫……

　　“當時蘇區各地創辦了大量的列寧小學，以滿足兒童教育的需要。針對青壯年無法接受學校教育的情況，各地成立了眾多的夜校、半日學校、業余補習班、識字班、俱樂部等，在村頭路口、街頭巷尾設立識字牌，利用各種空閑時間教群眾識字。”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鐘燕林說。

　　江西贛州市興國縣鼎龍鄉古順村104歲的朱清平，是當地為數不多仍健在的老紅軍。他仍記得兒時與村里其他孩子就讀列寧小學的情景：“只要想讀書，任何人都可以去列寧小學上學。”他記得第一課就學了《工農兵三字經》：“天地間，人最靈；創造者，工農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鳴。”

　　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偏僻山區，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史料記載，當時蘇區先進縣學生入學率達60%，而在白區號稱教育最發達的江蘇省也只有約10%。據《紅色中華》報記載，僅江西、福建、粵贛三省，就有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

　　不僅是教育領域，群眾冷暖溫飽，一一被放心上。正如毛澤東1934年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

　　群眾利益無小事。據《紅色中華》報刊登的資料顯示，蘇區時期，社會保障、衛生防疫、勞動者合法權益等各方面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蘇區群眾發自內心地稱贊：“共產黨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

　　既有國際視野，又了解人民需求

　　飽受苦難的民眾第一次意識到，還有一個政權如此維護他們的利益，保障他們分田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婚姻自由的權利……

　　從建立全面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到基本消除義務教育性別差距，再到全社會就業人員女性占比超過四成……中國婦女事業發展成就有目共睹，不僅推動了全球婦女事業的發展，也為其他國家樹立了典范。

　　婦女事業的發展水平是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程度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標志。早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了婦女解放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在開辟蘇區的過程中，深刻認識到婦女的偉大作用，并感受到舊社會婦女經濟地位低下與強迫、買賣的婚姻制度有著必然的關系。”江西省社會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余伯流說，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既具有國際視野，又了解人民需求，從法律制度、權益保障等多方面為女性“撐腰”。

　　1931年，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迫切需要自己的法律人才。曾在莫斯科留學工作的梁柏臺回國參加革命斗爭，擔負起這一重任。

　　“梁柏臺在留學期間學習和研究過蘇聯法律，后來還擔任過伯力省法院的審判員，為之后回國領導國內根據地法制建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瑞金市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中央蘇區法制史研究會研究員嚴帆說。

　　同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梁柏臺當選大會主席團憲法起草委員會成員。大會通過了梁柏臺參與起草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部紅色憲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其中提出，中華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徹底地實行婦女解放為目的。梁柏臺還參與起草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等法令，廢除一切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制度。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還通過多種途徑宣傳男女平等的理念。記者翻開1933年3月3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報紙副刊上一幅幅簡單明了的漫畫旁，寫著“反對虐待婦女”“反對童養媳制度”“反對封建壓迫”，語言通俗，標題淺顯醒目，內容形象生動且好懂易記。

　　當時在蘇區，由于青壯男子都參加紅軍和赤衛隊，婦女成為農業生產的主力軍。但是婦女下田，阻力不小，當地盛行一個迷信說法：“婦娘學犁，母雞學啼，觸犯天理，要遭雷劈。”“蘇區的婦女素來都很勤勞，不怕吃苦，可一提到犁田、耙田就往后縮。”余伯流說，那些迷信之說束縛了婦女，鄉間鮮有女性敢摸犁耙。

　　“使婦女能夠從事實上逐漸得到脫離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而參加全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這不僅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的一紙條文，而且有實實在在的舉措。為解放女性生產力，由梁柏臺簽發的《托兒所組織條例》規定：享有蘇區憲法規定權利的夫妻所生的小孩且年齡在一個月至5歲都可進托兒所。

　　這一舉措得到了廣大老百姓的熱烈擁護。據《紅色中華》報記載，僅瑞金下州區下州村就組織了兩個托兒所，上屋托兒所有20個小孩，下屋托兒所有23個小孩，這些小孩多數在喂奶期。每個托兒所配置4位看護人，托兒所光線充足且玩具較多，衛生部門經常派人檢查托兒所衛生和小孩身體。

　　既竭力為民眾謀利，又組織發揮民眾力量。

　　當地百姓回憶說，托兒所的建立，讓勞動婦女可以參加生產及蘇維埃各方面的工作。據《紅色中華》報1934年5月28日報道：“瑞金模范的武陽區，去冬時只有兩個婦女會犁耙，現在就有一百零四名會犁耙了，還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學習。”

　　“廣泛動員了群眾參加生產，中央蘇區經濟建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為反‘圍剿’奠定了物質基礎，同時極大地改善了群眾的生活。”余伯流說。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憲法大綱中明確“以消滅封建制度及徹底的改善農民生活為目的”，這個新生政權頒布120多部法律法規，從土地、教育、經濟、勞動、婚姻等方方面面保障群眾權益。“飽受苦難的民眾第一次意識到，還有一個政權如此維護他們的利益，保障他們分田的權利、受教育的權利、婚姻自由的權利……”鐘燕林說。

　　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

　　贛南客家方言中，“埃”是“我”的意思，群眾很自然地就把蘇維埃政府稱為“埃政府”，也就是“我的政府”

　　瑞金市大山阻隔，曾是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的山區。但在20世紀30年代的瑞金，不論是讀書識字的“覺醒一代”，還是從未進過學校的鄉間農夫、婦孺老人，都知曉了一個拗口的俄語外來詞“蘇維埃”。

　　“中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今朝開，革命斗爭經驗富，工農群眾踴躍來……”瑞金葉坪鎮洋溪村村民鐘基發已83歲高齡，卻清晰地記得這首歌謠。“這是當年紅軍宣傳隊創作的歌曲。”鐘基發說，婆婆當年教她唱，傳唱多年后，她教兒孫唱。

　　“‘蘇維埃’源于俄語，原意是‘代表會議’‘理事會’等。”贛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一級調研員胡日旺說，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蘇維埃”這個外來詞登上了中國革命的歷史舞臺。

　　一個俄語單詞緣何在90年前大山深處的瑞金生根發芽？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求賢如渴。在共同的目標引領下，中央蘇區成為革命精英和人才薈萃之地。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入瑞金后產生的中央領導班子，其成員具有下列特點：一是文化水平和思想理論水平普遍很高，有相當多的大學生、留學生，多數人系統學習過馬克思主義理論；二是黨齡較長，接受黨的教育、組織生活、斗爭鍛煉多；三是年富力強，多在50歲以下，且以三四十歲的居多。”中央蘇區史專家曹春榮說。

　　“最典型的一點是，在中央蘇區建設的各條戰線上，都有不少海外歸國人才的身影，其中廣為人知的有周恩來、鄧小平、朱德、陳毅、聶榮臻、蔡和森、張聞天等。”胡日旺說，在當時白色恐怖的大環境下，他們回國后挑起了革命重擔，將在海外學習到的先進理念灌注到蘇區各項事業的建設中，不斷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途徑。

　　先進的思想、理性的思考、國際化的視野，正是這樣一批來自五湖四海、忠于理想信念的有識之士，擔起蘇區建設的重任。

　　胡日旺說，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統轄總面積約40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3000萬，區域內到處可見“蘇維埃”字樣的標語、橫幅、對聯等。紅軍通過印刷宣傳標語、橫幅，創作和傳唱紅色歌謠等方式，讓群眾逐漸熟悉了這個詞。

　　他們，讓窮苦人更好地讀懂革命、讀懂紅軍。

　　“鄉親們不一定知道‘蘇維埃’是什么意思，但都知道說這個詞的黨員干部對群眾好。”鐘燕林說，巧合的是，贛南客家方言中，“埃”是“我”的意思，群眾很自然地就把蘇維埃政府稱為“埃政府”，也就是“我的政府”。

　　他們，為了心中的信仰不惜獻出寶貴的生命。

　　1935年2月，瞿秋白在轉移突圍時不幸被捕。6月18日，年僅36歲的他從容就義。被捕犧牲的，還有梁柏臺，他和瞿秋白同年出生、同年被捕、同年犧牲。

　　他們，感染和帶動更多人加入革命的隊伍。

　　當時的中央蘇區出現擴紅參軍、擁軍支前的高潮，240萬人口的贛南有33萬人參加紅軍。鐘基發說，包括她公公在內的3位家族長輩為了保衛紅色政權，響應蘇維埃政府號召踴躍參軍，后來都壯烈犧牲在戰場上。

　　90年，彈指一揮間。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對外交流處副處長戴華桂說：“從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到今天，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不斷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推向前進，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正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本報記者程迪、李子健、張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