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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多年前，隨一個采訪團采訪，一行人正在山腳下歇息，不遠處一只曲娃一瘸一拐往坡下走來，出于好奇，幾個年輕人一抬腿就追了過去。彼時驚蟄剛過，曲娃也才從冬眠中醒來，還不是大規模出洞活動的時候，怎么會有曲娃往山下走？

　　“小心！”人群里一位長者大聲提醒，告誡我們他們追的那只肯定有病在身。因為曲娃是群居動物，一窩里若有一只生病，就可能傳染給同類，為了種族繁衍，洞里的其他曲娃就會“殘忍”地把這只病曲娃攆出去。正說著，只見那只曲娃對著圍過來的人人立而起，雙手舉起做作揖狀，嘴里發出一陣嬰兒似的嚶嚶聲。

　　事情過去了許多年，那一天干了些什么早已忘得干干凈凈，但曲娃像嬰兒一樣站起來向人作揖求饒的那一幕卻深深地烙在我的腦海里。

二

　　2018年初夏，因工作關系，深入祁連山腹地對祁連山生態環保問題整治進行一周年回訪。一路上閉眼想著亂七八糟的事，不料司機一個急剎車驚醒了昏昏欲睡的我。一睜眼，公路中間兩只曲娃正在全神貫注地打著架，全然不顧來往的車輛。我們拿出手機拍照，一位電視臺同行拍攝了它們打架的全過程，制成短視頻在央視播出后，得到廣泛傳播。

　　進了山，山色漸漸由黃變青，山坡上到處都是若隱若現的曲娃。為了深入了解這種動物，第二天早上，我起了個大早，在當地一位向導的帶領下，我們去了夏日塔拉草原一個叫做百花掌的地方。晨曦微露，露水很快打濕了我們的鞋子和褲腳，正懊惱間，一陣啾啾啾的鳴叫聲吸引了我的目光，循聲向上望去，天哪！眼前的山坡，整個地變成了曲娃的世界，一只只呼朋引伴，在鮮花草叢中輕卷著青草的嫩葉，吮吸著草尖上的露珠——這不是傳說中的仙境吧！我跑上去，猛按相機快門，一連拍下數十張照片。

　　也許是司空見慣，對于我的反應，那位向導相當不解。下山路上，他面露一絲嘲笑，給我詳細介紹曲娃的生活習性。末了，他還表達了自己的擔憂：隨著曲娃數量的增加，草場退化問題日益嚴重，由于曲娃洞穴遍布草原，既深又長，下面的草根無法深扎下去，造成草木大面積枯死。“你看那邊，為啥光禿禿的？”

　　順著他的手指方向，果然是一片不毛之地。“還不是這些畜生給糟蹋成這樣的！”向導忿忿地說。

　　聽了他的話，我陷入了沉思：曲娃大半年蟄伏在洞里，在陽光下屈指可數的日子也僅食草尖飲露水，與世無爭，人類卻瘋狂獵食它，就連皮毛也會制成衣服穿在身上。人與曲娃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它們到底有沒有生存的權利？這些動物與生活在底層的蕓蕓眾生有什么區別……

三

　　老家有句俗諺：“耽打拉愛拾個東西，悻悻鬼愛干個錯事。”“耽打拉”(音譯)意思是閑不住的人，悻悻鬼是愛計較的人。這句俗語的意思，類似今天網上的機機靈靈上了很多當，小心翼翼闖了很多禍，認認真真犯了很多錯，精打細算欠了一屁股債，罵罵咧咧干了很多活。

　　我就是個背時的耽打拉。別人削尖腦袋往上爬時，自己吭哧吭哧日以繼夜寫些“寫誰誰看，誰寫誰看”的文字；紙媒衰落之際，勞神費力花錢出了本新聞作品集，結果淪為半輩子離開度娘連個小小的總結都憋不出來的某編眼里的笑話！始才猛然醒悟：這些年來自己苦苦追求的所謂“新聞理想”，其實就是一場春秋大夢！

　　說到夢，作為一個上世紀80年代末的師范生，文學幾乎是我們每個人的夢想，也是那個時代的標配和揮之不去的記憶——那時的校園內外，如果不會念個詩寫點散文弄個小說，不說被同學瞧不起，至少是融不進群體的。畢業后站了十年講臺，有幸忝列報社編輯，編稿之余忍不住技癢寫些小小說小散文之類的東西，因被領導斥為“不務正業”而忍痛割愛。后來干了新聞記者，幾乎“兩耳不充窗外事，一心只寫新聞稿”，十幾年“訓練”下來，文字日漸枯燥，一動筆連副詞形容詞都不大敢用，更遑論文采。

　　2020年，封控在家，閑來無事，閉眼回顧前半生，榮善、薛錦、克江與曲娃作揖求饒的身影過電影一樣一一浮現眼前，久久揮之不去。乃發憤而作，兩萬多字的《鐘生》一天一夜而成，發潤東、登學、明博諸文友，大加肯定與贊賞。自我檢視深思，發現充其量至多算是一個小中篇。想鐘生曲折一生，作為其后半生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如此輕描淡寫實在有愧于榮善、薛錦、克江等諸原型，也才覺悟所有的經歷和過往都是天意——感謝鼓勵過、教導過、幫助過我的人，是他們幫我順利走完自己的職業生涯；感謝譏諷過、詆毀過、傷害過我的人，是他們的譏諷、詆毀、傷害，激發了我的寫作激情和斗志，讓我在天命之年仍能重圓文學夢，干點自己喜歡的事。于是以《鐘生》為母本鋪展開來，歷時一千余日，終成三十余萬字的《祁連山北麓》初稿。又熬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費去了多少腦汁心血，三易其稿，打磨成了現在的這個《曲娃》。

　　新聞人只是記錄世間的斷面，而作家必須打撈沉淀在歲月河床的暗礁。書成那日，祁連山下了冬天的第一場雪。讀完恩師張成杰先生給我寫的序言《人與曲娃》時，目光在電腦屏幕前注視良久，眼睛里、腦子里全是曲娃作揖求饒、嚶嚶啼哭的景象。突然想起《淮南子》所說“禹耳參漏，是謂大通”，或許好的長篇就該如曲娃洞穴般七竅貫通：新聞人的眼，小說家的耳，史家的鼻，詩人的舌，最后都要化作眾生百味的皮膚。所謂長篇創作，何嘗不是作家對生活的審判！那些被時代放逐的孤獨者，那些在命運洞穴里掙扎的靈魂，都需要寫作者以手術刀般的目光重新檢視。

四

　　托翁有言：“多么偉大的作家，也不過是在書寫他個人的片面而已。”可以預見的是，這個東西一面世，必然有像某編一樣的聰明人站出來橫挑鼻子豎挑眼，或者對號入座揣測原型是誰在影射什么等等——恨你有，笑你無，無關好惡，沒有對錯，人性如此。對此我也只能直言相告：魯迅先生說小說人物形象塑造要雜取種種，合成一個。原型是你，是我，也是他——借拙作中道士李先生的話，“再不要胡逼亂撰了，誰又不是個曲娃呢！”

　　此刻校訖終稿，窗外細雨瀝瀝。今年水草豐美，遙想祁連山草原上，成百上千的曲娃正忙著打洞。它們啃的是草葉，飲的是露水，托舉的卻是整個草原的春天——那圣潔與破壞共生、欣賞與殺戮并存的景象，恰似長篇寫作的悖論：我們既要縱身躍入生活的泥潭，又得在污濁中奮力提煉星光。

　　(該文系作者為其長篇小說《曲娃》撰寫的《后記》。武開義，甘肅民樂人，現任張掖市融媒體中心金張掖周刊部主任、《金張掖周刊》主編。曾獲全國“城市黨媒優秀新聞工作者”、甘肅省“十佳記者”、張掖市專業技術拔尖人才。先后在《農民日報》《中國紀檢監察報》《甘肅日報》等發表新聞作品5000余篇，多件作品獲甘肅新聞獎、五四新聞獎、民生新聞獎等獎項。近年來，武開義利用從事新聞工作20多年來積累的大量生活素材，從新聞戰線轉戰文學戰場，計劃創作“祁連山三部曲”的系列長篇小說，《曲娃》是該系列作品的第一部。)